有什麼理由，有什麼訴求，起毛不爽，放屎放不出，說出心裡的煩惱事，別再龜龜毛毛，假假仙仙，怕會出事情。
~~《農村出事情》，「台客的復仇」專輯，1999
1987年，小野、吳念真、侯孝賢、楊德昌等台灣「新電影」核心人物聯名發表「另一種電影」宣言，當時已過了新電影浪潮高峰，2年後，侯導的《悲情城市》就如小野所說的，發出了新電影「最後的一聲悲鳴」。
2005年，「台客搖滾」演唱會製作人伍佰發表「台客盟主」宣言，就一個以新台語歌為基底的台灣文化運動而言，當時也早已過了流行頂峰，3年後，那位曾說自己很「台」的前天龍城主於凱達格蘭大道登基，是「台客」拔尖的一聲高音，也是最後的一聲悲鳴。
以「台客」來代表新時代的文化認同，有其強勢的台灣在地內涵，卻也爭議不斷，論者指出「台客」為鄙視本土的輕蔑用語，代表俗氣沒品味，拿來套在自己頭上無異自虐，也是歷史的無知。
「台客」一詞的反轉挪用，源起於本土樂團的自我風格命名，「濁水溪公社」樂團於1999年發行《台客的復仇》專輯，主唱柯仁堅在當年訪談說「想要用一個名
詞來描述這樣的音樂，而不要再說我們唱國外的什麼Punk、Grunge，我們常說這個團類似國外某某團，但我們都不是這個樣子的，我們濁水溪更不是這樣
子，就是要以『台客』這個詞來描述我們的生活態度、行為、音樂、我們整個表演的方式。」
這種「不是什麼」的消去法，於伍佰宣言忠實復現，在擬定「台客搖滾」演唱會表演名單時，「唱R&B的去掉，模仿R&B的去掉，玩Hip- hop跟模仿Hip-hop的也要去掉」，然而「台客不台客不是音樂形式的對立，而是自我認同的對立」，承認自我，相信自我，以自我為名，「台客」精神， 一以貫之。
伍佰雖試圖賦予「台客」正向的精神意涵，但其內容是未定的、未知的、莫名所以的，是一種「很大、很深、很新」的東西，但並不知有多大、有多深、有多新，如何大、如何深、如何新。
有關「台客」的內涵，倒是濁水溪提供了點線索，其源頭是一種「奇怪」：從日本時代到現在明星唱的台語歌曲都有點「奇怪」，像文夏學日本又不完全像日本，像 高凌風、包偉銘的歌曲和想法都有點「奇怪」，像賀一航、施文彬也都很「奇怪」，「他們絕對是在這個環境醞釀出來的，你把他們的音樂放到世界上，可以發現他 們的音樂都很有獨創性。」
這些「奇怪」的東西，「亂搞啊」，「也沒什麼有水準的」，濁水溪覺得「不用刻意改不改，這就是文化的一部份」，然而對許許多多意識馴化的台灣人而言，其實是設下了相當的認同障礙的，看到台灣人固有的「奇怪」的行為模式，雖然覺得親切有fu，想要全面認同總有相當保留的。
於是，舉起「台客」文化旗幟，成為一種有明顯邊界的自主意識，一種焦慮恍惚的身份認同，很容易找到某種出口，卻也容易進入死巷，主觀上感覺找到了一種共同可親的台式風格，客觀上仍不脫為集體潛意識的自我束縛。
這種對台式文化欲迎還拒的心態與做為，服務以「台客」為媒介工具的中國文化派綽綽有餘，裨益於以「台客」為精神標竿的台灣文化派則事倍功半，成就了今日的台客盟主，綿延了昔日的台客恥辱。
到頭來，台客的復仇，和新電影一樣，終究成為一波波台灣文化復興運動的另一個未竟志業。究其實，台灣需要的，不只是含糊的「另一種電影」，而是具有明確內容和導向的台灣國族文化電影；同樣的，台灣需要的絕不僅止於中國文化側翼的台客次文化，而是具有明確內容與導向、反中國道統殖民的台灣國族主流文化，不再龜毛，不再假仙，不再害怕台灣出，大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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